“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杭州擁有秀麗的自然風光與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可謂物華天寶、人傑地靈，自古備受文人雅士、巨商大賈的青睞。明末清初，作為與蘇州並稱江南兩大都會之一的杭州，把太湖南端的杭、嘉、湖平原及附近地區的經濟聯繫了起來，杭城經濟由此而逐步繁盛。當時杭州“五方輻湊，無窺不售。蓋物盛所聚，何必自其地產哉!”特別是夾城巷一帶四達之衢，市廛(chán)殷阜，肩摩踵接。城市規模得以不斷擴大，內外衙巷綿亙達數十里。杭州水運商路異常密集，全國各地的商品湧向此地，再通過大運河輸送到各地……
經濟的發達，帶動了杭州書畫藝術品市場的發展。明末清初，皇家對書畫的控制力減弱，大量宮廷書畫流入民間，致使私家收藏十分興盛，杭州逐漸成為當時南方藝術品交易的中心。當時江南地區集中了眾多有名的書畫鑑藏家，如馮夢禎、汪汝謙、李日華、項元汴、董其昌、汪珂玉等。他們之間交往密切，收藏的古玩書畫藝術品頗豐，而杭州密集順暢的水運商路，使他們的藏品在不同的空間內流通順暢。
同時市場上還活躍了大批的專職書畫交易人，他們是書畫市場和鑑藏家之間的中介，到處穿梭遊走收購字畫，對書畫在不同地區的流通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水運商路與周邊藝術市場網絡的形成
杭州水陸交通十分發達，便於省內外各地往來。自隋大業六年(610年)開鑿了京杭大運河後，貫通了北京至杭州的水上交通，杭州成為了大運河南端的終點。運河的開鑿使杭州“凡諸路綱運，及販米客舟，皆由此達於行都”。據統計，明代杭州與域外交通線路至少有15條之多。當時杭城水路商埠主要集中在湖墅、江乾兩地，貨物由水路運到這裡集散。
杭州繁榮的藝術市場及發達的水運商路，串連了周邊地區的書畫市場，從而構成了一個整體的書畫交易網絡。那麼，杭州與徽州、蘇州、嘉興等附近地區的書畫市場的關係又是如何的呢?
從地理位置上看，杭、徽素來關係密切。杭、徽為毗鄰州府，僅隔一天目山，水路可沿新安江直達杭城。當時“徽州府由嚴州至杭州水路程”總共750裡。
徽州的書畫市場有一定的規模，古董商兼書畫交易人吳其貞在《書畫記》中提起家鄉龍宮寺古玩交易場所時說：“餘鄉八九月，四方古玩皆集售於龍宮寺中。”據吳氏觀察，龍宮古剎位於村口，每當“秋月百物萃集，為交易勝地，將頹，輸金萬餘錠新之”。而徽人的古玩藏品更是不計其數。吳氏曾於1639年在溪南吳氏家族觀畫：“餘至溪南借觀吳氏玩物，十有二日應接不暇，如走馬看花，抑何多也!據(汪)三益曰，吳氏藏物十散其六矣。憶昔我徽之盛，莫如休、款二縣，而雅俗之分，在於古玩之有無，故不惜重值爭而收入。時四方貨玩者聞風奔至，行商於外者搜尋而歸，因此所得甚多。”可見徽州地區當年的收藏之盛。
然擁有物產富饒與繁盛書畫市場的杭州，自然吸引了眾多徽州鑑藏家和富商的到來，其中典型人物就是汪汝謙，他與董其昌和陳繼儒為好友，在杭州的鑑藏圈中頗有名望。像這類徽商在杭州有很多，他們在杭州經營包括藝術品在內的多種行業。吳其貞曾在杭州昭慶寺徽人擺攤的書畫鋪中購買過繪畫作品，這一經歷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有相當數量的徽人在杭州開設藝術品店鋪。
除了徽州外，杭州和嘉興的聯繫相對更緊密些。嘉興處於蘇、松、杭、嘉、湖等五府的中心，所以文人鑑藏家及古董商來杭州時，嘉興是必經之地。
但事實上嘉興的書畫市場並不能和杭州、蘇州、南京等地相提並論。南京的秦淮河夫子廟、蘇州的虎丘與閶門、杭州的昭慶寺香市，都有穩定的古董店鋪和專門的藝術品市場。而嘉興卻沒有，他們只能靠擺地攤的形式經營書畫，如《味水軒日記》所述：“是日，胡敬竹於院前擺攤舖持捲軸回。”然而，嘉興卻是江南書畫藝術品流通的集散地之一。據《味水軒日記》統計，李日華過眼的宋以前的畫104件、元畫251件、明畫346件，合計701件之多。八年間，往來於味水軒的古董商販達256人次。從這些數字中，可以驗證當時嘉興的書畫流通之盛。
之所以形成這般局勢，既有地域的原因，又與當地幾位收藏巨賈相關。嘉興有項元汴“縹緗墨粉，富甲東南”的天籟閣，比項元汴晚數十年的汪愛荊、汪砢玉父子，在項去世24年後於城南築東雅堂，也是赫赫有名。項家豪富，聚藏珍玩無數，在當時算是首屈一指的大收藏家，正如王世貞所言：“今吳興董尚書家過百萬，嘉興項氏將百萬，項之金銀古玩實勝董，田宅典庫貲產不如耳。”藏品豐厚可見一斑。董其昌也曾到過嘉興，如萬曆二十年(1592年)董氏38歲時所記：“壬辰九月過嘉禾，所見有褚摹《蘭亭》、徐季海《少林詩》、顏魯公《祭壕州伯父文稿》、趙文敏《道德經小楷》，皆真墨也。是日，仲醇又藉得王逸季虞永興《汝南公主志》適到，餘為手摹之。”嘉興有如此巨富的收藏家，吸引了大批古董商人經常到嘉興兜售書畫，尤其是附近杭州的古董商顯得十分活躍。
這一時期鑑藏家之間交往亦十分密切。這些文人鑑藏家頻繁地兩地往來，對江南藝術市場的互動起到了積極作用。居住在嘉興的李日華幾乎每年到杭州數次，一待就是幾個月，而他每次去總是入住昭慶寺。在這寺院前面有個混合型的書畫古董市場，李日華曾在這裡購得一件郭熙的《扶桑曉日》，他家還有一幅沈周仿董源畫也是“十年前得於昭慶寺廊擺攤舖”。
除嘉興外，杭州和蘇州亦相互影響。蘇州書畫市場十分繁榮，使得唐寅、都穆、祝允明等畫家幾乎完全將書法繪畫作為商品來對待。因此，蘇州也是杭州及江浙地區的收藏家、古董商常去之地。馮夢禎在《快雪堂日記》中多次提到在蘇州會晤鑑藏家和收購古玩書畫之事。蘇州發達的市場交易導致書畫作偽十分猖獗，其閶門一帶就是專門製作贗品的地方，當地的偽作大量地流入杭州市場。
此外，蘇州與徽州的關係相當不淺，徽商及江南地區的文人鑑藏家和古董商人都來蘇州從事各種活動。如吳其貞記載家住蘇州的徽州籍古董商人吳能遠，此人是歙之西溪南人，崇禎年間家住閶門，凡是溪南人攜古玩在蘇州出賣，都會藉住在他家，故“所得甚多，盡售於吳下”。董其昌也多次路過閶門，並有鑑賞書畫之舉：“朔旦至金閶門，客以北苑畫授予，雲煙變滅，草木鬱蔥，真駭心動目之觀。”
水路交通如此發達，商人和鑑藏家等在各地自如地穿梭，使得杭州與周邊的書畫市場網絡逐步形成。那麼，文人士大夫、鑑藏家和古董商又是依靠什麼交通工具出行的呢?
我們在相關史料中看到，馮夢禎和李日華出行用的都是書畫舫。董氏往來於松江和杭州之間，坐的也是畫舫。他們的很多書畫交流活動便是在這些舟舫之中進行的。比如：“十日，吳山書畫船泊我河次。訪之，出示漢玉澡豆一，圍徑五寸，膚厚四分。”當時書畫舫的用途多樣，明人張岱在《陶庵夢憶》中提到明末嘉興煙雨樓的情況時說：“湖多精舫，美人航之，載書畫茶酒，與客期於菸雨樓。客至，則載之去，艤舟於菸波縹緲。 ”
其實，市場網絡不僅依靠水運商路及鑑藏家，更需要一批到處遊走的專職書畫交易人，他們足跡遍及南北，是實現書畫異地交易和流通的中間人。
專職書畫交易人與書畫的流通
專職書畫交易人又稱“牙人”。牙人的出現，是藝術市場發展到一定成熟階段的需要。當時有錢的文人士大夫和富商大賈很多，這類人雖然在財富上得到了極大滿足，但社會地位方面終比不過世家大族，在鑑藏中經常被人所恥笑，就像米芾在《書史》中曾嘲笑過有錢卻不懂行的人從事鑑藏活動：“近世人或有貲(同資)力，元非酷好，意作標韻，至假耳目於人，此謂之好事者。”因此，他們就需要專職書畫商人進行引薦。專職書畫交易人最通曉市場行情，在市場上穿針引線，買進賣出，成功後收取一定比例的手續費即牙錢。所以，藝術品在書畫交易人手中得以不斷地異地交替流通。
這時期較為著名的專職書畫交易人屬上文中提到過的吳其貞。他的活動範圍極廣，除徽州外，亦有揚州、杭州、紹興、南京、京口等地。吳氏在各地遊走搜求古玩字畫，再賣到其他地方以賺取利潤，從事的時間達幾十年之久。可以說，江南地區書畫網絡的形成與像吳其貞這類的書畫交易人是密不可分的。
吳其貞時常帶不同地區的書畫商人一起來杭州觀賞併購買字畫。他自由地穿梭於各個階層，特別喜歡和官僚階層打交道。有一次他在杭州張文光的錢塘公署中觀賞宋元名作，其中有王叔明(蒙)《雨竹圖》、夏禹玉(圭)《江山積雪圖》、郭河陽(熙)《瀑布圖》、趙松雪(孟)《浩然圖》、倪雲林(瓚)《珊瑚枝圖》、錢舜舉(選)《江村捕魚圖》。這些畫作被其收購之後，銷往全國各地。吳其貞曾為北方梁清標購買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在清初壬子年(1672年)八月三日時，吳氏得知《韓熙載夜宴圖》還收藏在杭州一匠人之手時，就托朋友何石公為他買來，收藏了一段時間，後來大概是經過張黃美之手，入藏於梁清標。
又有一次，吳其貞在杭州的覺苑寺從張黃美和吳肯仲手上觀看了錢舜舉《仙居圖》、李唐《長夏江寺圖》和馬和之《毛詩圖七則》等書畫。這位張黃美不僅是古董商人，同時也是專職書畫交易人，他在揚州有個專門的裱畫室，代理北方書畫家的作品。
杭州發達的書畫市場引起北方藏家極大的興趣，他們一般通過專職書畫交易人的代購而獲得藝術品。像上文提到過的張黃美，就是代理北方收藏巨頭梁清標的書畫。吳其貞說張善於裱畫，幼為揚州通判王公(王廷賓)裝潢，書畫目力過人。近日“遊藝都門，得遇大司農梁公(梁清標)見愛，便為佳士。時戊申季冬六日”。張黃美將所遇見的許多名跡都專門介紹給梁清標收藏，其中著名的有顧愷之《女史箴圖》、唐仙姑吳彩鸞《小楷唐韻》和米芾《臨蘭亭卷》等名跡。
像這類裱畫室在杭州城也有很多，吳其貞曾在杭州城的裱畫室觀賞過《貫休羅海參圖小絹畫》16幅，還在杭州徐孟長裱室中購得趙大年《溪山秋曉圖》。杭州的裝裱工在市場中異常活躍，他們時常充當中介人，《味水軒日記》就提到李日華在杭州時，有“裝潢人湯二引一客持物至寓”。
除了像吳其貞、張黃美這樣的書畫交易人外，這時期較有名的還有王越石(名廷珸)，他經常來杭州購畫，這或許是因為他有個從侄王君政在杭州從事古董生意，有業務往來的緣故。吳其貞在王越石家中看到過陸放翁《七言梅花詩二首一卷》、黃山谷《詩翰四則一卷》等書畫，並曾購買了幾幅：“餘皆優孟衣冠。以上六種觀於居安王越石家，餘得其批示帖、桃鶯圖、樹松圖而歸。”可知王越石家中的藏品規模不小。江南地區許多鑑藏家都和他打過交道。
作為商人，可能會有狡詐的一面。但眾人對王越石的評價懸殊，吳其貞說他“一門數代皆貨古董，目力超人。惟越石名著天下，士庶莫不服膺”。而張醜則覺得他“為人有才無行，生平專以說騙為事，詐偽百出。而頗有真見，餘故誤與之遊，亦雞鳴狗盜之流亞也”。難道他是雙重性的人物?查閱史料發現，在《定窯鼎記》中有一則關於王越石用臨摹的偽作代替真跡，後被人察覺，進而扭打並被報官府的事實。這也難怪張醜對他會有如此反面的評價。但王越石很會做古董生意倒是真的，如一隻白定圓鼎爐“越石兄弟叔侄共使一千二百緡(mín，成串銅錢)購入，後來售于璐藩，得值加倍”。
同樣作為書畫交易人，王越石和吳其貞之間難免會有書畫業務上的競爭。吳其貞曾看到《孫太古產黃庭圖》小絹畫一幅說：“此圖向藏在溪南，昨為王越石得之，以為至寶。不肯售餘，深嫉之。”
正是有了這批專職書畫交易人的參與，使得江南地區藝術品流散速度加快，巨室大戶的收藏也很難世代相守。像巨然《山寺圖》所題跋的：“此卷在梁溪華氏家，餘求之數載，不得一觀。今為公甫所有，得展玩竟日。”因此鑑藏家對江南地區流通的重要書畫作品相當熟悉，一些名跡臨本經常出現，李日華就第三次見到過贗本黃公望《天池石壁圖》，由此感嘆道：“有柳貫題句，凡三入餘眼矣。作偽者留天壤間，竟不可磨滅耶!”
藝術交易人在市場上的活動加快了杭州藝術市場的書畫流通，貿易網絡逐步得以形成。但是，杭州的書畫市場網絡不僅在國內，而且還與海外有貿易往來。
藝術品的海外貿易與書畫的價格
臨安自北宋時開港，至南宋時，隨著商業的發展和航海技術的進步，海外港口貿易更加興盛。明末清初時期，東西兩洋對華貿易的渴望尤為強烈。
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宣布開放海上貿易的政策，大量的商船紛紛湧向海外，其中到日本的貿易船最多。當時赴日商船數量、規模都達到很高的水平。杭州運往日本的商品多種多樣，據嘉靖時曾到日本經商的童華回憶：“大抵日本所需，皆產自中國。如室必布席，杭之長安織也;婦女必須脂粉，扇漆諸工必須金銀箔，悉武林(杭州)造也;他如饒之瓷器、湖之絲綿、漳之紗絹、松之棉布，尤為彼國所重。”這裡的長安和武林，指的都是杭州，其中貿易的物品中包括了瓷器。
據《華夷邊商考》記載，明末清初由中國商船輸往日本的商品，大致有包括歷代書畫古董在內的七類。謝肇淛在《五雜俎》中有一則記載：“今西北諸狄，識字者蓋少，無論書畫已。高麗、日本畫皆精絕，不類中國。餘從番舶購得倭畫數幅，多畫人物，形狀醜怪如夜叉，然長短大小不一，亦不知其何名也。畫無皴法，但以筆細畫，縈迴環繞，細如毫髮，四周皆番字，不可識。又有春意便畫一折，其衣冠制度甚為殊詭，設色亦不類中國也。”由此可知，在海外貿易中也有一些日本書畫流入中國市場。
書畫既然是作為交易流通的一種商品，肯定有其價值，而價格是反映價值的外在形式。事實上，區域之間書畫價格的不同，是引發江南異地之間流通加劇的內在因素。因為只有價格的不同才會有異地交易的必要，從而產生利潤。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價格對書畫市場網絡的形成亦有相當重要的影響。那麼，這些作為流通商品的書畫藝術品的價格到底是多少呢?
古代書畫的價格與其存世量及時代有關。以李日華8年所見書畫為例，當時流通最多是吳門諸家的作品。流通的書畫以沈周所作最多，為所有畫家之冠;其次是文徵明和唐寅;而仇英的最少。由於沈周的畫作較多，其書畫價格在當時並不是很高。如詹景鳳《詹氏性理小辨》有云：“往時吾新安所尚，畫則宋馬、夏、孫、劉、郭熙、范寬，元彥秋月、趙子昂，國朝戴進、吳偉、呂紀、林良、邊景昭、陶孟學、夏仲昭、汪肇、程達。每一軸價重至二餘金(一金相當於一兩)，不吝也。而不言王叔明、倪元鎮，間及沈啟南，價亦不滿二三金。又尚冊而不尚卷。”比起宋元的畫，不需二三金的沈周畫作，其價格是相當便宜的。
李日華曾於明萬曆四十三年底捐數金收購一件沈周《灞橋詩思卷》，倒也不貴。而元四家中，只要不是鉅作，價格尚可接受。他在杭州項承恩店中見到一幅倪瓚的畫，歎曰：“贗筆也。此老窮徹骨，不能得予四五金。”文徵明的畫也是時價平常，一幅“多未逾一金，少但三、四、五錢耳”。然而，宋畫價格非常高，因為存世量少。明代書畫著錄著作《珊瑚網》曾記馬和之《鶉奔圖》《定中圖》《幹旄圖》和《載驅圖》4幅“聞當時價值百鎰”。
項元汴活動的時代已到了嘉靖末至萬曆時期，其時古書畫的價格已開始上浮，一般名跡都要值千金以上。項有標明書畫價格的習慣，為我們了解那個時代的書畫價格提供了直接的數據。如當時晉代王羲之《瞻近帖》兩千金、懷素《自敘帖》千金、文徵明《袁安臥雪圖卷》十六兩、唐寅《嵩山十景冊》二十四金，表明書畫價格在成倍地上漲。同時也可以看出，不同時代，書畫價格的差異是很明顯的。例如，詹景鳳在《東觀玄覽》中提到了文徵明的畫價：“是時平平，一幅多未逾一金，少但三、四、五錢耳。予好十餘年後，吳人乃好。又後三年，而吾新安人好，又三年而越人好，價埒懸黎矣。”看來當時書畫的價格上昇明顯，而畫價跟人們的喜好也有關係。至清初，其價格還是居高不下，兩宋大家的書畫動輒也以“千金”出售。如在康熙六年秋八月，紹興收藏家朱子文的《唐宋元橫板大畫冊》系千金冊。然而，過去差不多百年時間後，沈周的畫在清初就顯得尤為珍貴，王越石手中的沈周《匡山霽色圖》“畫法柔軟，效於巨然，有出藍之氣，值進緡，為世名畫。”
歷代法書畫蹟的價格是由作品的尺寸、品相、名聲及保存狀況所決定的。從上文項元汴的藏品可以看出，就算在明代，像宋元這些名跡，其價格也是高不可攀的。據明人書信記載，當時一般的畫家靠賣畫的錢只能換得一些果餅和白銀五錢，所以購藏古代名跡幾乎很難辦到。這也就是為什麼書畫的異地流通及藝術市場的網絡構成，只有像和吳其貞這樣的收藏世家和巨商大賈等鑑藏家才能實現。
結論
明末清初時期，區域間的書畫藝術品市場聯繫如此緊密，書畫交易如此頻繁，流散速度如此驟快，流通渠道如此多樣，是歷史上所沒有過的現象。書畫收藏已從私密的空間轉向了完全公開的狀態，鑑藏的意義遠遠超過了其本身，不僅作為溝通交往的手段，同時更包含了文化品味和時尚生活的方式。
杭州繁榮的經濟促進了書畫市場的發展，並以其發達的水運商路貫穿了周邊各個書畫市場，從而構成了一個整體的江南書畫流通網絡。加上大批活躍於市場的專職書畫交易人，他們在江南各個城市到處遊走，買進賣出，異常艱辛，對書畫的異地流通以及杭州書畫市場的南北交流都起到了很好的橋樑作用。此外，鑑藏家利用交通之便，借助於書畫舫，往來於周邊各個地區鑑定與購買作品，無形中無論是對藝術品市場的信息傳遞，或是對市場流通渠道的形成莫不有著重要的幫助。
擁有優越地理位置的杭州，其海外貿易亦十分興盛，書畫作品也和其他商品一樣遠銷國外。通過對海外貿易藝術品的考察，可知書畫市場的網絡不僅在國內，而且對外也已形成。再者，對書畫作品價格的分析，反映了流通中書畫的價值，以及書畫名跡大都集中在富商巨賈手中的真正原因。而價格的不同也是不同地區間之所以頻繁流通的內因所在。
明末清初杭州書畫藝術品市場流通渠道的形成及市場的運行機制，為後世藝術品市場或可起到借鑒作用。
